1. 研究目的与意义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媒体融合进程早已进入“加快推进深度融合”的攻坚期。如何建构全媒体传播格局、如何实现四级媒体融合，成为推进我国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自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县级媒体融合与转型成为了我国的国家战略决策。县级融媒体作为我国媒体系统的“神经末梢”，是最接近广泛基层群众的媒体单位，是媒体传播的“最后一公里”，因此绝不能忽视其功能和地位。
从2018年到2021年，县级融媒体中心紧锣密鼓且有条不紊地依据规划开展建设工作，逐步实现由“量”的飞跃到“质”的变化、从井喷式增长到提质增优的转变。2020年，县级融媒体中心取得了重大进展，截止2020年底，全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全面覆盖。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1. 研究内容
本研究通过了解和解读县级融媒体建设的相关国家政策和文献资料，基于媒介融合理论，选取我国西南部欠发达地区且媒介力量薄弱的四川省屏山县作为个案研究对象。同时，本人将通过为期两个月的参与式观察，深入了解当地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实际发展现状和其在信息枢纽建设、舆论阵地打造、综合政务服务、自我“造血”四个基本功能上发挥的具体效用，并反思落后地区与县级融媒体优秀案例地区之间的差距。
2.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常凌翀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发展研究综述》中写道“截至目前，国外相关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但国外一些‘媒介融合’的做法和研究依然具有借鉴价值。”1983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著名学者普尔在著作《自由的科技》中首次提出“媒体融合”的概念。他认为，“传播形态融合”即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
目前，国外的媒体融合历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媒体组织机构的深度融合，如2000年，美国媒介综合集团投资4000万美元，建造“坦帕新闻中心”办公大楼，将旗下《坦帕论坛报》、网站Tampa Bay Online、电视台WFLA-TV的编辑部门都整合起来，实现了组织机构的再造；二是媒介信息采集的深度融合，其中包括媒体人员的全面转型和内部生产部门的协同合作。例如，2012年英国《金融时报》编辑部要求采编人员向全媒型人才转变，并将采编团队精心打造，实现在全媒体时代的转型；三是媒体叙事方式和内容的融合，即利用多元化的传播符号、叙事文本与表达方式，呈现个性化、多样化的媒介产品。
4. 计划与进度安排
本文主要通过个案研究法、参与式观察法、访谈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结合文献研究，探索四川屏山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和发展路径。
（一）个案研究法
个案研究法主要是研究单一个体多方面的特征，了解其在一定范围内、时期内综合情况的研究方法，以反映全局性的问题。研究对象包括个人、组织、社区等，主要用于对典型事件、人物的研究，以掌握个人或单位的具体实际情况。本研究选取西南欠发达地区——四川省屏山县的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建设和发展路径进行深入思考。
5. 参考文献
[1] 崔保国等.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2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48-72.
[2] 张英培,胡正荣.从媒体融合到四级融合发展布局:主流媒体发展改革的新阶段[J].出版广角,2021(01)
[3] 张莉爽.移动互联时代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研究[D].西北大学,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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